首批深入四川地震灾区的境外媒体记者返回后，不约而同地有了心理包袱。据媒体报道，有香港记者在回港后因不自控地感到哀伤，主动向当地“生命热线”求助，经评估后被诊断患上了早期抑郁症。

　　面对每天大量被挖掘出的遗体，耳边充斥着受灾者失去亲人的哭喊，加上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相信不仅仅是背负新闻现场使命的媒体记者们有了沉重的心理包袱，广大参与灾区一线救援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也不同程度地产生了一定的心理问题。

　　当前，对灾区人民的心理救援工作正在大面积展开，同时，对同样心理受到创伤的救援人员的，心理疏导和干预工作亟需启动。

　　对奋战在救援一线的官兵、医护人员、新闻记者和志愿者而言，他们在目击大量残忍、破坏性场景之后，很容易产生“替代创伤”问题。这种心理创伤，是出于对生还者及其所受创伤的同情和共情，当损害程度超过人们耐受极限时，而使自己出现严重的身心困扰，甚至心理崩溃。据报道，有不少在前线奔波数日的媒体记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有人哭着往家打电话，表示内心难以承受灾区的气氛和环境；也有人在目睹惨状之后，因不能直接参与救援，遂对自身职业行为的价值产生怀疑；又或者是反应非常亢奋，连续高强度工作，并对自己的工作抱以过高的期望而产生焦躁等情绪。俄新社记者谢平跟随俄罗斯救援队在四川地震现场采访，虽已返回北京数日，但他向《国际先驱导报》坦言，自己这几天晚上一直做噩梦，食欲也不振。“可能以后都不会有比这再恐惧的时刻！我没法用语言描述，我说不好！”显然，这些救援人员同样也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和帮助。

　　其实对救援人员开展事后的心理救助是国际救灾工作中通行的作法。汶川地震后来到中国救援的日本国际救援队的副团长大河内告诉记者，他所在的海上保安厅设有专门的心理救助室，其他的省厅也可有这样的心理救助机制，救援队内就有负责调整队员情绪的心理医师，“回国前我们曾接受了心理辅导”。这充分说明了对救灾工作人员进行心理辅导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因此，我们期待有关部门能将对救援人员的心理救助工作纳入灾区心理救助工作整体去规划，及时对救援人员实施必要的心理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