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医学里，皮肤病性病属中医外科学范畴。它与其他临床学科一样，是劳动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过程中所积累宝贵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相当简陋，夏日与酷暑作抗，冬天和霜雪相争；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块和木棒，这些工具是不足以战胜自然的，人们常常遭受毒蛇、猛兽等伤害。祖先们对自身机体的外来伤害，必然要设法防治，如创伤出血，用树叶、野草堵裹伤口，于是原始的清创、止血法就自发地产生了。氏族公社以后，先人们制出了较为精细的石器，并在生产过程中用作医疗。据《山海经·东山经》记载“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为针”。郭璞为之注“砭针，治痛肿者”。砭针是最原始的切开排脓的医疗器械；除用石做砭针外，竹刺、骨针、贝壳等也是原始人的疗病工具。这些原始的清创、止血、用药及小手术等就是中医外科、皮肤科学的最早萌芽。是为该学科发展的萌芽阶段。

从黄帝时代经尧、舜、禹一直到到夏代前期，已能冶炼青铜，生产工具得到了改善，提高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对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早在公元前14世纪的甲骨文中即有“疥”、“疮”的记载。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从事医疗活动的人员，视其各自的擅长，出现了医学的分科。《周礼》记载：“医分四科，即疾医、疡医、食医、兽医”，“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疡医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此书中还记有“凡疮疡以五毒攻之”，郑玄注：五毒即以石、胆砂、雄黄、矾石等，烧炼升汞，制为药物，这是世界上最早应用砷、汞治疗皮肤病和外科疾病的记载。此时期为独立分科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时期。铁器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领域的活跃，医学也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1973年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一部医学文献（春秋时期所著），其中记载有：创伤、冻疮、诸虫蛟伤、痔漏、肿瘤等许多外科、皮肤科疾病。

秦汉以来，我国医学理论，在总结前人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已基本系统化。中医经典著作之一《内经》各篇章中均有关于皮肤及皮肤病的记述；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高梁之变，足生大疔”；又云“荣气不从，逆于腠理，乃生痈肿”。《灵枢·痈疽》曰：“荣卫稽留于经脉之中，则血泣而不行，不行卫气从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热。大热不止，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阐明了化脓性皮肤病的病机。在《内经》中麻风病的病机、症状及疗法已有记载：“病大风，骨节重，须眉坠，名曰大风”；《素问·长刺节篇》云：“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于分肉之间，与卫气相干，其道不利，故其肌肉愤月真而疡，卫气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疠者，有荣气热腑，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麻风”。此所提的“大风”、“疠风”相当于现代医学的麻风病。《内经》全面地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是我国早期的一部医学总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这两个最显著的特点均在《内经》中有充分的反映。《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医学由单纯积累经验的创段，发展到系统的理论总结阶段。这一阶段为中医皮外科的理论发展阶段。

医圣张仲景所著的《金匮要略》和《伤寒论》创立了大承气汤、大黄牡丹皮汤、大柴胡汤对后世中医外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黄连粉治疗浸淫疮的记载，现已经临床证实其疗效。

晋代有了我国现存的第一部中医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其成书于公元499年（龚庆宣著）。该书载有用水银膏治疗皮肤病（比其他国家应用要早600余年）；还对痈疽、疮癣的诊断，辨别有脓无脓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隋·巢元方在公元七世纪初叶编著的《诸病源候论》50卷中有15卷涉及皮肤病，列述了成人皮肤病100余种，小儿皮肤病40余种。书中对瘾疹、风瘙痒等多种皮肤病的病因病机、症状及疗法等方面均有详细的记述。如对生漆皮炎（漆疮），提出“人有秉性畏漆者，但见漆便中其毒”，“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也”的观点，这与现代医学认为的生漆皮炎是对生漆中某种物质过敏，可以脱敏的看法相符合。又如对风瘙痒（皮肤瘙痒症），其认为：“……邪气微不能冲击为痛，故但瘙痒也”。这阐明了基本与现代医学相同的痒感发生机制。对风瘙隐疹或称隐疹（荨麻疹）、脱发的记述均符合临床表现，这说明巢氏的著作是通过临床实践的经验总结。

唐代孙思邈于公元七世纪中叶编著的《千金方》一书，对多种皮肤病的病因病机、症状，好发部位及治疗均有论述；尤其在外用制剂方面，记载了软膏、油膏及粉剂的调制方法，应用硫磺或汞剂以豚脂、蜡或蜜调为膏涂擦，此与现在临床采用硫磺软膏、汞软膏治疗疥疮等皮肤病的方法相近。其所记的妬精疮与现代医学硬下疳基本相同。

王焘编著的《外台秘要》，是唐代另一部综合性医籍，收录了有关泥疗、蜡疗、冷冻、拔甲及护肤美容等皮肤病外治法的大量资料。对天花（斑疮、豌豆疮）的症状，从发疹、起浆、化脓、结痂的过程作了详细记载，并能根据痘疹的色泽、分布来判断预后的好坏。

从汉代名医华佗、张仲景至唐代孙思邈、王焘所处的这一阶段中，可视为中医外科（皮肤科）的外治法发展阶段。

宋、元、明代至清朝鸦片战争前夕，这一时期为中医外科（皮肤科）学术大发展阶段，也进入一个各家争鸣的阶段，促进了当时医学科学的发展。

宋代著明医籍有：由国家组织出版的《圣济总录》、《太平圣惠方》、《卫济宝书》及《外科精要》。在《圣济总录》书中提出了“五善七恶”的辨别外科疾病预后的辨证学说。《太平圣惠方》则将“五善七恶”学说进一步完善，并总结了内消、托里的内治方法。《卫济宝书》为宋代外科专著之一，专论痈疽的诊治，并记载了很多医疗器械，如炼刀、竹刀、小钩及灸板等的使用。陈自明撰写的《外科精要》着重论述了痈疽的辨证施治和区分寒热虚实的对症疗法，并强调了疮疡的整体疗法，载有托里排脓的方药，至今仍有临床参考价值。

元代外科著作有朱震亨编写的《外科精要发挥》，齐德之著的《外科精义》和危亦林著的《世医得效方》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外科精义》，该书总结了元代以前各方书的经验，提出了外科病是因阴阳不和、气血凝滞所致，并认为“治其外而不治其内，治其末而不治其本”是错误的治法，治疮疡应辨阴阳虚实，采用内外结合的治疗方法。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出版于1337年，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创伤外科专著。

明代，中医外科的发展进入了较兴盛时期。这一时期主要著作有薛已著的《外科枢要》、《外科发挥》及《疠疡机要》；汪机的《外科理例》，王肯堂的《证治准绳·疡医》；窦梦麟的《疮疡经验全书》，申斗垣的《外科启玄》，张景岳的《外科铃》、陈司成所编的《黴疮秘录》及陈实功的《外科正宗》等。其中《疠疡机要》是一部麻风病专书，书中论述病候条目清晰，且附有治案。《黴疮秘录》是我国第一部论述梅毒的专书，指出了本病由传染所得，且可胎传，主张应用丹砂、雄黄等含砷的药物治疗，这是世界上最早用砷剂治疗梅毒的记载。可见明代祖国医学对梅毒、麻风病有着极其重大贡献。

清代医籍甚多，当时由官方出版的《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反映中医外科体系的外科医典；顾世澄的《疡医大全》汇集了前人的著作，不愧为大全之作；此两书均出版于清·乾隆年间，书中对皮肤病的记述系统详尽、内容丰富、良方甚多，是研究中医皮肤病学的重要参考书。

邪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主观上帝国主义将西医学作为侵略我国的手段，但在客观上又促进了我国医学的发展。如张山雷的《疡科纲要》对中医外科的病因病机及辨证施治理论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并引用西医理论解释中医病机。

解放后，中医事业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54年成立了北京中医研究院；1956年以来又相继建立了中医学院。编写了中医外教材，出现了以顾伯华、赵炳南、朱仁康、张志礼等为代表的著名中医外科、皮肤科专家。该学科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祖医学中有关皮肤病的文献浩瀚，内容十分丰富。其发展历史符合整个医学、社会史的发展规律，经历了萌芽阶段、独立分科阶段、理论发展阶段、外治法发展阶段、学术大发展阶段及新的历史发展阶段。